“日本没有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么恐怖”
作者/图片：李忠谦 来源：风传媒
龙应台基金会11月3日举行思沙龙活动，由东京大学教授阿古智子以“历史的记忆、历史的忘却—日本，这个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为题，轻巧而温柔地带着听众一起检视了她对于战争记忆、历史记忆的观察。
阿古教授非常重视教育与批判思考在民主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她也对台下的听众畏惧“强大的日本可能发动战争”感到惊讶。
阿古说，日本人并不像台湾人想到那样团结、那样美好，内部也有很多矛盾与缺点，但她也同样不希望再看到日本发动战争，会以学者的身份继续努力。
战争与历史的记忆，每个人都不一样
阿古教授说，战争与历史的记忆，与每个人的背景密切相关，所以她也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背景与经历。
阿古智子其实并非历史或战争的专家，她1971年在大阪八尾市出生，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主修中文。后来在香港大学拿到教育学博士后，以一名社会学者的身份在中国研究现代社会的变迁，关注留守儿童、维权律师、公民社会等议题。
阿古教授说，她从小在大阪郊区的八尾市长大，那个地方有许多“部落人”（江户时代社会地位最底层的人）、被强迫来日工作的朝鲜人、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留学生、政治犯的孩子。
这样有趣而多样的社会组成，让当地的老师非常重视“反歧视教育”，当时老师编纂使用教材的自由度也比现在高。
可能也是这样的生活经历，阿古说，她在北京的家空间虽然不大，但总会保留一两个空房间，给来自中国贫困地区的学生住。但她也说，可惜大阪的左派传统没有保留下来，如今大阪的政治气氛已经变得非常保守。
阿古教授说，自己原本没有想当老师，而是想到国际的NGO从事一些扶贫的计划。不过到香港大学念书之后，才以一边做计划、一边读书的方式来对中国进行理解。
阿古后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也同样喜欢深入社会底层，所以她不喜欢跟她的老师辈出访，因为这些学者多半是跟当地官员喝酒，然后取得研究所需的资料，“这样就看不到当地人民比较草根的生活了”。
我的战争记忆
阿古智子教授说，二战的时候她的父母还小，自然不可能上战场，包括她的祖父母同样没有上过战场，她笑着说：“所以我对靖国神社没有什么感情，因为我的家庭没有这种背景。”
但阿古先生的爷爷确实到南京附近打仗。阿古说，她的公公是一位三重县的农民，在中国作战时受伤，中国人救了他之后就被送回日本，“但他从来不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事情”。
阿古的公公自己有两座山，从林业方面的工作。他住的村子非常宁静而朴素，村民都是从事放牧或耕种的工作，不过当战争爆发，村子里三分之二的百姓都上了战场，大家都要为天皇与国家效力。
他们根本不理解纪录片所说的事实：日本在根本不可能打赢的情况下作战。不过阿古的公公是一位自民党的党员，虽然参与并不积极，但为了领取退休金，所以还是选择支持自民党。
“我青春期的很多烦恼，都是这些老太太替我妈妈听的”
阿古也谈到，她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曾在上海一个老妈妈家借住了一年。由于阿古自己的妈妈在阿古初中时因为癌症去世，所以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有机缘认识了几位中国的老太太，“所以我青春期的许多烦恼事，都是这些老太太替我妈妈听的”。
阿古教授特别提到上海的老妈妈，因为她在二战时吃过日军的苦，文革后又被斗争的很惨。不过这位老妈妈也是个很忠贞的共产党员，总是为了党、为了国家贡献，像阿古老师这样日本学生到中国留学，她就会负责接待照顾，不过这位老妈妈前两年已经去世了。
周遭人的战争记忆
阿古智子教授说，她因为家人都没有参与战争，所以她的战争记忆都是透过学校的教育（大阪的公立小学、公立初中）而来，还有像是上海老妈妈，甚至从不愿透露他的参战经验的公公。
阿古表示，就算公公什么也不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事情。有趣的是，阿古教授也介绍了她的8岁儿子的“战争记忆”。
阿古说，他的小孩是东京都中野区的“平和之森小学”的二年级学生。
“平和之森小学”的校地过去是专门关押政治犯、思想犯、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工运的老百姓的中野监狱，但如今只剩下美丽的红砖校门还是监狱遗迹。由于日本小学现在都会教授孩子们当地的历史，阿古就问孩子的老师，是不是会教导孩子相关的历史？没想到老师说，这不在国小的教育范围里。
平和之森小学的鸟瞰图。
阿古智子说，如果要知道日本走向战争的道理，包括思想控制的那些黑历史，都应该要去学习跟了解才对。
后来阿古提议在学校办一个工作坊，也画了海报，结果老师还是说“不可以”。阿古问为什么，老师说，这张海报上有纳粹、政治犯等词汇，超出孩子的学习范围了。
阿古批评，为什么日本学校的教育体制会这么样的僵化。
平和之森小学新址内的中野监狱大门。
此外，平和之森小学因为准备迁校，新址上留有的中野监狱该不该拆除，也成为学校与老师、家长争论的话题。
不过许多日本人都抱持着不想“惹争议”的心态，不想跟政治话题沾染上关系。这个案子目前还在中野区讨论，已经开了两次公听会与讨论会，预计11月底才会有结论。
阿古说，日本的教育非常欠缺批判思考，透过对这些遗址的保留与保存，除了可以认识过去，也可以作为举办沙龙之用。
“我觉得日本其实很可怕”，一位现场听众提到，她曾经参加各国军舰在雪梨的活动，在看了不同国家的军舰之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日本军舰，最干净、最有礼貌，就算是其他很强的国家，也没有办法达到日本人的有纪律、有礼节的程度——这才是大家最怕日本的地方。如果未来中日还有一战，中国真的打得过吗？
阿古教授在回答时苦笑着说：“你们那么害怕日本人，该怎么办？”
她认为这些对日本人的想法“都是你们的幻想”。她自己看日本人的小孩子根本不守规定，但有一点让她担心的是，日本有许多不合时宜、甚至不合理的规定，但社会都不愿意去改变。
像是公立学校的家长会都在白天举行，这让上班的男性与有工作的妇女都没有办法参加，她曾建议校方改到晚上举行，但校方不愿意改。这到底有什么道理呢？学校也说不出来，只知道一定要遵守，整个日本社会这样的情况非常常见。
从这个角度出发，阿古说“我能理解你们为什么害怕日本人，因为有时候我也害怕。” 因为日本这种集体的惯性让她很不舒服，她认为日本社会应该跟台湾学习比较灵活的态度。
还有听众问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又不愿意道歉，跟日本的民族性是不是有关？
阿古老师认为这个问题他很难回答，因为日本也有各式各样的人，在政治问题上也有左派右派的多样观点。日本在国际化之后，像她这样在各国之间跑来跑去的人也很多，也会不习惯日本的传统文化，你们认为日本人很团结，但日本人并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团结。
日本的左与右
阿古说，她这几年开始往台湾跑，对台湾的理解还非常不够。她发现台湾的老百姓有很多不同的政治立场，所以要跟台湾人交朋友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要说错话。
而日本左派与右派的立场与争议也是一样，也影响到日本人对战争与相关问题的态度。
自民党一般来说被视为右翼（保守派），重视稳定与现实、传统与秩序，因此同意保留天皇系统、支持国旗国歌、夫妻同姓（太太婚后改为夫姓）、反对外国人的参政权与投票权；立宪民主党与共产党一般被视为左翼（革新派），更重视人权与自由平等，夫妻可各自保有本性，支持外国人的投票权与参政权。
阿古智子教授指出，其实不同年龄层对同一个政党的左右倾向往往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甚至可能横跨左与右，像是图中的日本维新会（黄色）在年轻人看来竟然是一个左派政党。（李忠谦摄）
不过阿古教授也提醒现场听众，事实上左与右存在非常多细腻的分别，以上的分类并非绝对，所以对于道德观的冲突应该尽量去了解才对，而不是简单的贴上谁好谁坏的标签。
更有意思的是，左翼与右翼的含义在不同时代也不尽相同，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年龄层也会有不同看法。像是日本维新党是非常右的，但在二三十岁的民众眼里，却是liberal的政党，自民党在年轻人眼中却是一个中间政党。
不过现在日本的右翼比较容易受到支持，左翼比较不受欢迎。可能是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可能闹的太过分了，引来社会的普遍恶感。
慰安妇与假新闻
阿古智子在座谈时聊到台湾先前的慰安妇雕像被踢争议，她说这件事让她感觉非常丢脸，并强调那些都是极右派分子所为，并非一般日本人的态度。
不过她也提到，《朝日新闻》2014年前曾经撤回数十年前的慰安妇报导，因为采访对象吉田清治说谎。这起事件引来右派政府与《产经新闻》等右派媒体大肆攻击，连一般民众都受到影响。
阿古说，她一个朋友的先生是法官，家里因为要帮小朋友订儿童报，她的朋友就选了《朝日》，结果他朋友的先生非常不高兴，说“为什么订这样的报纸”，可见《朝日》的慰安妇报导争议在社会上的影响。
不过阿古也强调，《朝日新闻》的几则报导确实有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所有慰安妇的相关资讯都是错的。
若把左右之争带入日本宪法的修正争议，这时右翼反倒是“革新”的一派，左翼则是希望保留现有的宪法内容。因为右翼认为现行宪法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所制定，日本应该根据固有传统制定（修改）宪法，第9条当然可以修改，更右的意见甚至希望回复旧有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主权不在民而在天皇；左翼则认为日本现行宪法保有外国的革新思想，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没有必要修改。
日本左派与右派的问题
自认并没有特定政党偏好的阿古，也指出日本左派的问题：他们常常过度重视中日友好。
像是她很多做中国研究的老师都是偏左，他们在中国做田野调查时常常只跟官方打交道，承接一些中日友好的项目。但阿古教授批评，她的这些老师辈并没有跟民间人士打交道，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中日友好是假的，不是真的。
阿古说，像她一样关切中国人权问题的日本研究者，往往都是右派，但这些人的问题是，常常利用研究成果煽动对中国、朝鲜的仇恨，进而歧视这些国家，这也是她无法赞成的。
还有一些日本右翼常跟台湾独立派合作，过度美化日本。阿古教授笑着说：“日本不是那么美好的国家，有很多问题的！”
阿古教授认为，日本的民主主义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缺少能够独立思考的年轻人，这一点要仰赖教育的变革才能逐渐改善。至于左右之间、或者不同立场的碰撞，则牵涉到彼此是不是能够理性沟通、超越自己的局限。
她在演讲中也提出四个建议：尽量客观了解道德观的冲突、面对事实、尊重专业主义、维持耐性。
她最后呼吁，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主体性，要小心可能会利用你的势力，每个人也要坚持诚实的态度，不要只是考虑自己利益为主的那种立场。
阿古智子。（李忠谦摄）
阿古教授表示，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种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否则战争还会再发生。现在日本的媒体时常强调中国与韩国的缺点与反日情绪，这难免让日本的年轻人不高兴，觉得中国与韩国为什么这么仇日。
与此相对，阿古说，东京大学跟北京大学不久前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社会弱势的问题。北大学生的程度非常好、讨论能力非常强，但他们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非常好，反倒是冲绳人没有少数民族地位，总是遭到歧视。阿古也批评，北大学生的观点太过简化，这一定程度都是受到媒体与宣传的影响。
对待战争责任，德日为何不同？
对于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战争责任的问题，阿古说也有很多日本人承认战争的责任，日本政府（尤其是社会党执政的年代）过去也曾经道过歉。
至于为什么日本与德国对待战争责任的态度有所不同，阿古认为跟冷战时期的局势有关。
日本选择跟美国合作，站在资本主义阵营反对共产主义，这一点跟台湾很像。阿古说，台湾人会那么喜欢日本，其中也有冷战的因素。德国在战后随即开始赔偿、教育的工作，但是日本战后跟中国分属两个阵营，就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一件事。1970年代的中日交流与友好并不是民间自发，而是双方政府基于外交需要所营造出来的，战争的相关问题还需要民间与政府一起努力，民主国家也应该一起合作对抗反民主的因素。
采访侧记：日本人（该）是什么样子？
在阿古教授的演讲之前，现场先播放了一支纪录片—《石原莞尔将军：发动战争的男人》，讲述“大东亚战争”的理论指导者石原莞尔中将的故事。
正当观众沉溺于一位日本将军发动侵略的理论与现实之中，一位个子娇小的东大教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刚才看了这个纪录片以后，我自己作为日本人，觉得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恐怖。”
这位教授正是当天活动的主角人阿古智子，她说，日本人并不常看这样的战争纪录片，日本的小孩子也不怎么有机会看，所以觉得比较恐怖。
从这个看似闲聊的开场，却点出了一项事实。距离今日已超过7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亲身经历。
而日本人与台湾人对于中日战争的面貌与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教育与政治宣传之下，真的会指向同样一组历史事件吗？
年龄在73岁以下的中日民众，其实就根本没有机会亲自见证二战，大家都免不了是透过教科书、各种媒体与口耳相传，来理解中日战争。
作为日本的邻国、以及曾被日本侵略与殖民的国民，看了讲述日军参谋如何谋划发动侵略战争的纪录片，感觉当然不怎么好受，现场也有好几位听众表达了对强大日本的恐惧、以及对日本可能再次侵略邻国的担忧。
经常造访中国、先生也在北京担任驻外记者的阿古教授说，台湾人对日本的印象让她很意外，日本人没有那么厉害、那么团结，但她也希望日本更多些灵活性，不要只知道服从与守旧。
透过纪录片所展现的日本将军形象，跟眼前这位实际站在眼前的日本学者，那个才是我们印象里的日本人？那个才是日本人的真面貌？
除了阿古所说的“日本也有各式各样的人”，也如同现场一位听众所说的，阿古教授给人的感觉“是个不太像日本人的日本人”。
如果有更多像阿古教授这样理性的声音能够发挥力量，也许日本的邻国也不用在二战已经结束的七十多年后，还要继续“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