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技术天下第一。”

“我们的经济总量正在直逼美国。”

“看看身边的外国人，我觉得我的国籍真牛逼。”

“从纽约到伦敦，我们已经买下了全世界，欧美的世纪要结束了。”

“在我国的证券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地心引力，股价只会不断往上涨。”

这些话是不是很熟悉？

以上这些话语，无论在何种场合，相信你听得也不会少了。在近年来的强国语境中，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达方式。中国强劲的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让人产生这样的乐观态度也纯属正常。

但以上这些话并不是中国人说的，而是转述自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媒体。当年的日本人，从精英到平民的舆论市场上也都充斥着极为乐观的言论。而且不光是日本人自己被这套言论说服，国际社会也大多抱持着相似的看法。

然而40年过去，日本经济从烈火烹油一般的雄起，又跌回了历史的谷底。80年代的黄金时代早就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模式法宝的那些经营哲学，被企业家们弃之如敝履。今天几乎只有那些既得利益的窗边族（由于年事已高无法从事繁重工作但由无法被辞退，因而在窗边养老的职工）还在怀念那时候的日本经济了。

每当研究日本历史的时候，我总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近代化之后，这个国家是中国最好的老师。中国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晚日本几十年演出他们曾经出演过的戏码，历史相似到惊人。

当然，有时候我们避开了他们犯的错，但也有很多情况是我们不可避免地狠狠踩上了他们踩过的雷。日本在80年代末踩过的最大的雷，我们现在还没有碰上，但这并不代表着绝对安全。恰恰相反，未到来的东西是比真正的危机更让人觉得害怕。

翻开日本战后70年的历史，与今日之中国两相对照，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鸡贼的经济官僚

战后的日本，基本是一个废墟。

实体的工厂和基础设施被美军的轰炸破坏殆尽，政治体制被占领军重组，民众对国家的信念也降到了明治维新以后的谷底。大陆彼岸的德国也差不多，这两个战败的罪人国度，无论怎么看都不像能在战后世界经济格局中能掀起什么风浪。

但偏偏是这两个国家，在战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惊人的崛起，分别成为了“日本黄金年代”和“德国经济奇迹”的发动者。看来事实并没有战后人们想象得那么简单。

仅以日本为例，其实战争对这个国家造成的破坏没有看上去那么大。

日本的战时工业体系被完全摧毁，这正好给了这个国家重建工业系统的机会。明治维新以来侧重军工生产的厂房没了，新建的是当时世界上最时兴的化工、钢铁、电力企业，为后来的发展积累生产优质原料的经验。

日本的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基本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由于美国占领军不通日语，对国情也不熟悉，只能借助日本原有的政治机关实行统治。受到影响的只有和军事有关的部门，但掌管战时军需的经济官僚鸡贼地把名字从“军需部”改回了“商工省”，全没受影响。而他们最熟悉日本的工业体系，在重建中能起到的作用很大。

由于这些人被留用，战时的货币政策也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下来。日本央行在战后20年的时间里，都不允许商业银行自行调整利率，也不允许商业银行破产。由于没有了商业压力，银行乐于向投资回报周期更长的重工业注入资金，侧面辅助了工业基座的建立。

但重工业和基础建设在政策的指挥棒下大破大立，对国家财政的损耗很大。即使是美国人送来补助金，也填不满这个黑洞。这促使日本央行不断增发货币以弥补财政亏空，使之从1947年起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对于战后仍属赤贫的日本民众来说，反正他们也没有积蓄，通胀造成的伤害并不大。

长期通胀毕竟有损经济，于是1949年，日本政府又推出了紧缩的财政政策，试图降低通胀。当然，紧缩政策会增加企业和民众的生活负担，所以这一次鸡贼的日本官僚又一次利用了占领军，让占领军的经济顾问约瑟夫·道奇提出建议，日本政府则装出不得不为之的姿态。最终稳定了物价。

战后日本经济的第一轮变化，就这样完成了国家工业基座的重建、交通基础设施的铺设，通胀则抵消了基础建设造成的亏空，并且在最后让美国人背了个黑锅。

拿了美国人的补助还把美国人当猴耍，隔着70年再看当年的日本官僚，让人拍案叫绝。

景气高炉里的超级燃料

以上这些经济手段，被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称为“1940体制”，实际上是日本战时体制的一种延续。

自由主义经济往往认为，国家主导下的经济全无可取之处，由市场调配资源是最高效合理的方式。这话不假，但在特殊的阶段，通过国家主导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有可能的。

在《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里，我提到过，朝鲜在上个世纪80年代通过强大的国家机器，将工业产值和出口额拉升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经济增长率堪比同期处于黄金年代的日本。一模一样的事情，苏联在50年代发生过，我国在60年代也发生过。而这些国家的这些年代，正是政府指挥棒挥得最起劲的时候，经济发展增量却远远超过了市场主导的英美国家。

关键问题在于产业的选择。

钢铁、化工产品、能源矿物，虽然也有品质上的差别，但种类相当有限，市场上很少出现特别奇异的需求。在以这些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企业的创造力并不重要，生产效率才是关键。而简单工业品的生产效率是可以通过对工人的高效管理实现的。

最典型的例子——很讽刺地来自美国——就是泰勒标准铲和福特汽车。通过合理的设计，企业把工人变成一个个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是固定的、最高效的，当然也就无形中提高了生产率，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价格优势。

当时日本的重工业浪潮，也是在同样的逻辑下诞生的。

美国人带来的工会组织，在日本根本没有起到作用。和美式的行业工人联合工会不同，日本的工会以企业为单位，基本上和企业管理层一条心，很少组织工人罢工威胁企业。作为回报，企业往往从工人中择优培养为管理层，而不是从外界空降职业经理人。

工人的命运和企业绑定，被称为“企业战士”，而不是为私利而工作的雇佣工，正如热衷奉献的国企老职工一般。

在生产简单产品的车间里，这些人可比创意十足却坐不住的工人好用多了。

当然有生产就一定要有需求，不然积累无从完成。幸运的日本人很快就等到了这个机会——朝鲜战争。

美国在战后自信心极度膨胀，国内的“反共”呼声又风起云涌，给苏联和新中国一点颜色看看是当时政坛的最高政治正确。讲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一部分侵华日军的军官受老蒋邀请登陆台湾组建日本参谋团，本该限制战犯出国的美军听说他们是去台湾反共的，居然轻易就放行了。

所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似乎是一个必然，而日本则成为了朝鲜战争的前线补给基地。美国又一次扮演了冤大头的角色，给日本国家主导又陷入紧缩的经济系统注入了无数美元外汇，一路助推了日本工业的飞速成长。

正当美国因为朝战气喘吁吁民怨沸腾的时候，日本却迎来了“神武景气”。

三个幽灵在东京上空游荡

景气归景气，50年代的日本毕竟还没有到80年代那种内心膨胀的地步。当时的日本经济学家和官僚清楚地认识到了日本经济背后埋伏着三大隐患。

第一，是土地保护体制。

这里提到的土地分为农业用地和城市用地两部分。

战争时期，日本设立了《粮管法》，粮食由政府统购统销，并且售价比进价还低，多余的差额由政府补贴。这养成了日本农民吃补助的习惯，不愿出让土地给农业公司，维持着低下的农业生产率，间接抬高了农产品价格，在不景气的年代加剧滞涨的负面效果。

城市用地也差不多。战时经济体制保护了租房者的利益，房子一旦租出去房东就收不回来了；于此同时，地产税和审计成本又很低。房东们于是宁可空关着房子也不租不卖。你能想象黄金时代的东京，在摩天楼边上星散着几间棚户区么？

土地利用效率低下，使城市里可以租住的房产物以稀为贵，房地产泡沫被埋下了伏笔。 

第二，是生产率低下的中小企业大量存在。

由于日本央行和财政部（大藏省）不允许银行破产，很多生产效率不高的中小企业于是也能拿到银行毫无顾虑的贷款。这些小企业往往成为了大企业的代工厂，在经济景气时能够通过低工资参与市场竞争，但在不景气时往往由于资金链断裂快速大量倒闭，很容易加剧市场恐慌情绪。

泡沫破裂得如此剧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的集体死亡。

第三，是不良的投资结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一证券事件。山一证券是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在1960年代为大户投资者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服务：首先由大户们出钱，山一证券负责收购一些优质的“蓝筹股”。股价上涨之后，山一证券再把股票转移给旗下的小型投资信托公司。

这样一来，大户们得到了股票上涨的收益，山一证券赚取了手续费，接盘的是在信托公司投资的散户。在经济景气时这不成问题，可一旦股市下挫，散户的钱都倒了霉了。

1964年，肯尼迪总统遇刺，美国股价下跌，日本也受到波及，股票暴跌。投资信托的散户纷纷挤兑，加剧了股市崩盘，一场危机近在眼前。为了防止危机出现，时任财政部（大藏省）大臣的田中角荣对山一证券实施“无担保、无上限”贷款，才总算稳定住了局面。

眼见政府如此慷慨，日本的投资机构此后更加肆无忌惮地搞起了投机性的投资，一直到泡沫破裂时仍未收手。

顺便说一下事件中两个主角的结局。

田中角荣由于稳定市场有功，被认为是果断而明智的官员，后来被选民抬上了首相大位。任上他恢复了中日邦交，与毛主席有过一面之缘。你肯定对中学历史教科书上两位大佬亲切握手的照片记忆犹新。

山一证券借着央行贷款缓过了这次危机，仍然保持着四大证券公司的身份。但他们似乎对非法操作上了瘾，在1980年代又推出了保本保息的股票理财产品，在股票下跌时故技重施把亏损转嫁到下属子公司账上，最终被日本证券局强制关停。

两者命运之差别，令人感叹。

刺破泡沫的悲哀

这些隐患虽然常被提及，但日本经济的高增长掩盖了所有问题。

《贸易战不好玩》里介绍了日本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并说到美国对日元币值的操纵击溃了日本的外贸体系，并最终干掉了日本。

这只是最终结果，中间的过程更说明问题。

由于日元快速升值，手持大量日元的老百姓有了更大的底气进行消费，疯狂购买国内外的产品，大大提升了内需；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石油供过于求令油价大幅下跌，降低了日本制造的成本；日本央行连续五次调低了基准利率、增加货币供给并放开了商业银行自主制定利率的权限。

这三大有利因素被日本人称为“三重优势”，在贸易战大败的情况下，还让日本实现了增长。日本在黄金时代的经济底力，由此可见一斑。

但泡沫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长期存在的隐患总有一天会爆发。

如果要追溯泡沫破裂的起因，还要从1989年12月说起。

当时日本央行总裁换人，上任的三重野康是一位敏锐的经济官僚，特长就是抓不良资产。上任前他就经常强调：“工薪族努力一辈子也买不起房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必须缩紧金融，抑制地价上涨。”听上去是不是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两者的情况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日本国家小、市场小，到了8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全面的工业化和民众创收，进一步进行工业投资的回报很小。而当时信息革命尚未到来，涌动的热钱找不到出口只能滚向收益稳定的房地产泡沫。 

另外，日本企业还找到了一种利用银行自行调整利率的权限赚钱的手段。企业向公众发布可转换债券，这是一种利率低于一般债券的票证，甚至比大企业存银行赚到的利息还要低。大公司的财务主管于是利用这个价差，从股民手中募集巨额资金，然后关进银行保险库，躺着就能赚钱，根本不需要费心思去投资。

没有人负责生产，却有人可以拿到现钱，这个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有时候人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钞票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烫手了，必须找地方投资。如果市场已经进入饱和，又没有技术突破创造新的生产需求，钱就只能参与投机。

所有的经济危机和经济泡沫，其实都是这么来的。

另外一个问题，一般主流解释不会说，拿出来给你开开思路。

前文述及，日本战后经济的第一波崛起，是因为军工体制没有被清洗干净，政府指挥下的“企业战士”们奋力创造了简单工业品的超高产能。但是到了80年代之后，人类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开始向多样化和定制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附加值很高，但也需要创意元素的结构，只能通过市场的自然调节来完成，日本政府和企业在这一次转型中水土不服，造成实体经济的困难。

在中国，看看山东和福建的国企和民企活跃度，再看看两者的人均实际购买力就知道区别了。

没点危机感是不行的

其实日本的经济崛起，放在历史上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像把压缩的弹簧解压一样，必然会释放出强劲的动能。1950年，日本的农业人口占59%，到了1965年，这个比例已经降低到了22%。大量的农民走向城市，创造出了价廉物美的工业品。

当然这不是唯一决定性的条件，优良的人口结构也很重要。

今天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占比近30%，这些人在60年代可正是壮劳力。而当时日本的老龄人口比例仅为9%。而战后的饥荒也让日本一代人不敢生小孩。正如《第一批90后已经不会生孩子了》里所说，干活的人多，花钱的人少，加上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一些时运，成就了日本的经济神话。

这些条件是不是很熟悉？

日本衰落以后，中国正好也具备这些条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而且好消息是，日本此后踩到的坑中国暂时还不会遇到。

今天的中国，中西部仍然有大量有待开发的地区，信息革命也还没有到达尽头，钱是有地方可以去的。唯一的隐患，是信息革命带来的投资需求似乎比空间上的投资需求更吸引资本的注意。

2013年到2017年，国内企业间的投融资流向如下图。

（图片来自 城市数据团）

情况应该已经很明显了，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再加上最近新兴的网红城市成渝两地，占据了全国资本流动90%的主动权。这其中，北京、上海、深圳拿到的投资排名前三，而且远远甩开了第四宁波及之后的城市一大截。

在有限的几个城市里滚来滚去的热钱，固然可以在信息革命的技术红利终结之前为中国人带来更丰富的互联网产品，但小小几个城市的实体产业发展空间毕竟有限，免不了有一部分钱流入房地产——谁让它们的区位优势这么明显呢？

这才是中国大城市房价高的真正原因。和这个宏观因素比起来，温州炒房团都只能靠边站了。

当然这样的经济结构和房地产泡沫，其实还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远没有到日本80年代末那么不堪一击的地步。

不过仔细想来，日本从战后起飞到90年崩溃，红火了45年；78年改开算起来到今天，也40年了。在这个关口，没点危机感是不行的。